历史和不透明性(opacity)的大三元
历史是不透明的。你看到的是结果,而不是产生事件的脚本:历史产生器。你在掌握这些事件上,有一种基本上的不完全性,因为你看不到箱子里的东西,也看不到其运作机制。我所谓的历史产生器与事件本身不同,就好像我们无法从见证神迹上去了解神的想法一样。有关神的旨意,你很可能被愚弄了。
这种缺口,类似你在餐馆的桌子上所看到的食物,和你在厨房里所能观察到的过程之间的差异(我上次在曼哈顿市中心运河街上某家中国餐厅吃早餐时,就看到一只老鼠从厨房里跑出来)。
人类的心智在和历史接触时,有三个毛病,我称之为不透明性的大三元。它们是:
一、理解力的幻觉,也就是,在一个比人类的理解力还复杂(或随机)的世界里,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;
二、回顾性扭曲,即,我们只有在事件结束之后才能评估问题,就好像事件在照后镜里发生似的(似乎,史书里的历史比现实经验更清楚、更条理分明);以及
三、过度重视真实信息加上权威、饱学之士的能力障碍,尤其是当事件创造出一个类别──当它们被「柏拉图化」时。
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
这大三元的第一项就是思想上的毛病,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比实际情形更能让人理解、说明,从而也更易于预测。
一直有大人告诉我,这场战争「不出几天」就会结束,结果,却拖了将近十七年。他们对战争会打多久的预测似乎颇有信心,因为从住在旅馆房间里和躲在塞浦路斯、希腊、法国等地的暂时住所里,以等待战争结束的人数来看,就可以得到证明。我的一个叔叔一直告诉我,大约三十年前,富裕的巴勒斯坦人逃到黎巴嫩来,他们认为这只是非常短暂的因应措施(六十年后的今天,那些还活着的人,大多数还住在那里)。然而,当我问他,我们的战争是不是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时,他回道:「不会,当然不会。这个地方不一样;这里一直是个不一样的地方。」不知道为什么,他从别人身上所察觉到的经验,似乎不愿套用在自己身上。
中年的流亡者有个相当普遍的毛病:看不清战争会拖多久。后来,当我决定避开沉迷于故乡情结的流亡者之时(流亡者的思乡情结相当深入地渗进他们的性格中),我研究了流亡文学,为的就是避免陷入浪费生命的思乡情结。这些流亡者似乎成了囚犯,囚禁在他们田园诗一般的祖国记忆里。他们和其它怀旧的囚犯坐在一起,谈论故国,在家乡音乐的背景声中吃着家乡菜。他们一直抱持着反现实的心态,产生各种可能防止这些历史乱局的不同情境,诸如:「如果国王当时没有任命这个不适任的人当总理,我们可能还在老家。」就好像这场历史乱局有个特定的原因似的,而这个特定原因如果排除,灾难可能就不复存在。因此,我尽可能地换不同的人来探询他们在流亡期间的行为。几乎所有人的行为都如出一辙。
大家都听过数不尽的古巴难民故事,他们于一九六○年代卡斯特罗(Castro)取得政权之后来到迈阿密,以为卡斯特罗政权「不出几天」就会结束,皮箱至今还没有完全开封。还有巴黎和伦敦的伊朗难民,于一九七八年逃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,以为他们离开就像短期出国度假一样。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,不少人还在等着回归祖国。许多俄罗斯人,如弗拉基米尔‧纳博科夫(Vladimir Nabokov),于一九一七年离开祖国,定居于柏林,或许是因为这里很近,可以迅速返国。纳博科夫本人终其一生都住在临时居所,既困顿又奢华,死于日内瓦湖畔的蒙特勒旅馆(Montreux Palace Hotel)。【www.irich.com.cn交易之路 投资经验荟萃】
当然,在所有这些预测错误和盲目希望当中,存在着一种心愿,但也存在着一个知识上的问题。黎巴嫩冲突的变动状况,一向以难以预测著名,然而人们在检视这些事件时的推理,却显示出一个常态:几乎所有关心这些事件的人都以为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每一天都会发生完全超乎他们预测的事,但他们却不能了解,他们并没有预测到这些事件。所发生的事件,从过去的观点来看,许多都被认为太疯狂。然而事件发生之后再来看,似乎又不是那么疯狂。这种事后回顾看起来顺理成章的特性,造成这些事件的稀有性和可理解性被打了一个折扣。后来,我在人们研究企业成功因素和金融市场上,也看到了完全相同的幻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