历史和不透明性（opacity）的大三元
历史是不透明的。你看到的是结果，而不是产生事件的脚本：历史产生器。你在掌握这些事件上，有一种基本上的不完全性，因为你看不到箱子里的东西，也看不到其运作机制。我所谓的历史产生器与事件本身不同，就好像我们无法从见证神迹上去了解神的想法一样。有关神的旨意，你很可能被愚弄了。
这种缺口，类似你在餐馆的桌子上所看到的食物，和你在厨房里所能观察到的过程之间的差异（我上次在曼哈顿市中心运河街上某家中国餐厅吃早餐时，就看到一只老鼠从厨房里跑出来）。
人类的心智在和历史接触时，有三个毛病，我称之为不透明性的大三元。它们是：
一、理解力的幻觉，也就是，在一个比人类的理解力还复杂（或随机）的世界里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；
二、回顾性扭曲，即，我们只有在事件结束之后才能评估问题，就好像事件在照后镜里发生似的（似乎，史书里的历史比现实经验更清楚、更条理分明）；以及
三、过度重视真实信息加上权威、饱学之士的能力障碍，尤其是当事件创造出一个类别──当它们被「柏拉图化」时。
没人知道发生什么事
这大三元的第一项就是思想上的毛病，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比实际情形更能让人理解、说明，从而也更易于预测。
一直有大人告诉我，这场战争「不出几天」就会结束，结果，却拖了将近十七年。他们对战争会打多久的预测似乎颇有信心，因为从住在旅馆房间里和躲在塞浦路斯、希腊、法国等地的暂时住所里，以等待战争结束的人数来看，就可以得到证明。我的一个叔叔一直告诉我，大约三十年前，富裕的巴勒斯坦人逃到黎巴嫩来，他们认为这只是非常短暂的因应措施（六十年后的今天，那些还活着的人，大多数还住在那里）。然而，当我问他，我们的战争是不是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时，他回道：「不会，当然不会。这个地方不一样；这里一直是个不一样的地方。」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从别人身上所察觉到的经验，似乎不愿套用在自己身上。
中年的流亡者有个相当普遍的毛病：看不清战争会拖多久。后来，当我决定避开沉迷于故乡情结的流亡者之时（流亡者的思乡情结相当深入地渗进他们的性格中），我研究了流亡文学，为的就是避免陷入浪费生命的思乡情结。这些流亡者似乎成了囚犯，囚禁在他们田园诗一般的祖国记忆里。他们和其它怀旧的囚犯坐在一起，谈论故国，在家乡音乐的背景声中吃着家乡菜。他们一直抱持着反现实的心态，产生各种可能防止这些历史乱局的不同情境，诸如：「如果国王当时没有任命这个不适任的人当总理，我们可能还在老家。」就好像这场历史乱局有个特定的原因似的，而这个特定原因如果排除，灾难可能就不复存在。因此，我尽可能地换不同的人来探询他们在流亡期间的行为。几乎所有人的行为都如出一辙。
大家都听过数不尽的古巴难民故事，他们于一九六○年代卡斯特罗（Castro）取得政权之后来到迈阿密，以为卡斯特罗政权「不出几天」就会结束，皮箱至今还没有完全开封。还有巴黎和伦敦的伊朗难民，于一九七八年逃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，以为他们离开就像短期出国度假一样。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，不少人还在等着回归祖国。许多俄罗斯人，如弗拉基米尔‧纳博科夫（Vladimir Nabokov），于一九一七年离开祖国，定居于柏林，或许是因为这里很近，可以迅速返国。纳博科夫本人终其一生都住在临时居所，既困顿又奢华，死于日内瓦湖畔的蒙特勒旅馆（Montreux Palace Hotel）。【www.irich.com.cn交易之路 投资经验荟萃】
当然，在所有这些预测错误和盲目希望当中，存在着一种心愿，但也存在着一个知识上的问题。黎巴嫩冲突的变动状况，一向以难以预测著名，然而人们在检视这些事件时的推理，却显示出一个常态：几乎所有关心这些事件的人都以为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每一天都会发生完全超乎他们预测的事，但他们却不能了解，他们并没有预测到这些事件。所发生的事件，从过去的观点来看，许多都被认为太疯狂。然而事件发生之后再来看，似乎又不是那么疯狂。这种事后回顾看起来顺理成章的特性，造成这些事件的稀有性和可理解性被打了一个折扣。后来，我在人们研究企业成功因素和金融市场上，也看到了完全相同的幻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