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T：当年万科曾尝试过多元化的业务，后来只涉及住宅，这个决策又是如何产生的？
王石：决定只做房地产是很困难的选择，只做住宅就更难。我们做这个决定是在1993年，实施是1994年。但是1993年5月份开始宏观调控，整个房地产市场极端不好，这就面临其他的放弃—只做房地产行不行得通？当时我非常明确，因为这是一个战略选择，让我们从一个机会导向型，变成目标导向型的企业。
目前我们依然面临这样的选择，现在仅做住宅会非常好，但是会不会一直好呢？管理层会提出疑问，我们要做储备，要做多元化的准备。但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：只要我做董事长，你们就不要想(多元化)了。至于说我不当董事长了，新的决策班子怎么决定我管不了。
到了2007年，我的话有所改变，我说万科永远只做住宅，其他什么都不做。很多人怀疑，住宅总有萎缩的一天，不仅城市住宅会萎缩，总有一天城市不需要住宅了。但是我所能说的是，最后一套住宅将是万科盖的。我离开万科时，当然，不久我也会离开这个世界，万科如果改变策略，我从棺材板里也要伸一只手出来干涉，这就是我坚持的概念。
DT：这样看似“逆势”的放下，是否会让你和万科错过一些机会？【www.irich.com.cn交易之路 投资经验荟萃】
王石：放下来当然不是全放下，总要有一个东西要坚持下去。当然，另一方面会发现，坚持虽然错过了很多机会，但是你的社会地位、社会影响力在增加。万科原来强调万科化，第一是简单，第二是透明，第三是规范，这是对万科的概括。
最伟大的公司是可以用两秒钟说清楚的，比如说可口可乐—世界最大的软饮料公司。虽然万科距离伟大还很远，但我可以用六秒钟把万科描述清楚—中国住宅开发、上市蓝筹股、受尊敬的企业。
我刚才对万科的描述当中，有两秒钟是说受尊敬的企业。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，包括简单、透明、规范和责任，这个责任不是狭义上说的对股东、对消费者、对员工的责任，更多是对间接利益者的社会责任。万科做了20多年，在行业拥有影响力，既然又有远大的目标，就必须把社会责任当做己任。至于说怎么向股东回报，这是最起码的。所以，从某种程度来讲，放下了，意味着坚持的内涵越来越丰富。
“要抵制诱惑，要看清目标—只坚持做一件事，你会发现，越简单，离伟大越近。”
DT：刚才你谈到三次放下的过程，这个决策的过程是怎么样的？放下和坚持是一念之差，这个决策的过程会很漫长吗？
王石：第三次放下时，万科为什么选择了有国营背景的集团？当时我们有两种选择，一个是一家香港有影响力的公司新宏基，再一个就是有国营背景的华润。我们管理层和职工不持有的股份给谁好呢？当然大家都说，好不容易摆脱国企“婆婆”，我们一定选择新宏基。
但是我的决定是选择华润。中国改革开放是一党执政下的改革开放，企业和政府都是以改善劳苦大众生活为己任。所以，如果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，个人资本在社会上影响力过大，从某种程度来讲会带来很多麻烦。
另外中国是国有体制，真正的资源包括可动用的资金、人才和市场准许进入的特许，掌握在大型国有企业手里。也就是说企业做到某种程度，如果资源不能有效运用的话，发展会受到限制。
基于这两点判断，我选择了有国营背景的华润。而这个选择不但要坚持，处理上还有很多艺术上的手法和技巧，因为很多事情不是当时能够看出来的。
中国市场这么大，五六百个有分量的城市，万科现在只进入其中30多个，我们的业务集中在中国5%的国土面积上，在东南沿海这条线上，其他地方不去。这个过程中要抵制诱惑，要看清目标—只坚持做一件事，你会发现，越简单，离伟大越近。
DT：房地产在国内是一个特殊的行业，现在房价如此有争议，春晚上有一个小品就喊出“奸商”的说法。另外今年的宏观调控会比前两年来得更猛烈一些，这些会对万科带来怎样的影响？
王石：房地产是特殊的产品，它不仅在中国是这样，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一样。前几年都认为房价太高是房地产商抬高地价、抬高房价，但是去年24号文件说得非常明确，房地产有两次分配，第一次分配是企业经营上税，第二次分配是上税一部分要建福利保障系统。
企业家的责任又在什么地方呢？不光参与了前两次分配，而且有第三次分配，把额外的、自己应得的东西再贡献社会，比如解决很多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。我想正是逐步市场化，把产品特殊性进行理性的回归。
拿房地产开发商说事是市场不成熟的表现。所谓不成熟就是房子已经很差了还有人买，如果说发展商有问题，难道说消费者就没有问题了？有什么消费者就有什么发展商。如果质量这么差大家还买房是无奈选择的话，你把房子做得好一点，消费者就会选择好的。可现在大家盲目消费，什么房子都会涨价，房子质量就无所谓好坏。春晚的这种现象，与其说是耍笑开发商，还不如说是耍笑消费者。我觉得中国的住宅开发，质量确实有待极大的提高。